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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逍遥游》篇旨（四）
史向前
以上观点其实只是庄文的表面印象，并未深入到庄子的寓意。一则，它把大鹏与斥晏鸟作两极境界的分别，与庄子固有的齐同万物的思想相违背；二则，视大鹏为逍遥者，泯灭了“圣人无己”与“鲲鹏培风”的界限，也即泯灭了有形与无形，有待与无待的根本区别，因为大鹏的高飞南冥不同于至人的以游无穷，它是有限的飞，是有待于风的飞。所以这种观点同第一种观点一样，同样不符合《逍遥游》的篇旨，同样不可取。第三种观点以今人王厚琛、朱宝昌为代表，认为前两种观点均是庄子思想中所包含的，应该同时从这两种观点出发来理解《逍遥游》中的鹏、晏鸟关系。
他们指出，庄子的思想体系是由其“方法论”与“逍遥论”即“无为论”共同组成的。从方法论上看，鹏、晏鸟无异，均为逍遥，从无为论上看，鹏、晏鸟有别，鹏为逍遥，晏鸟不逍遥。以向、郭为代表的第一种观点是从方法论方面来说的，讲的是怎样逍遥的方法论问题；以王仲镛、朱桂曜为代表的第二种观点是就庄子的无为论来说的，讲的是逍遥境界方面的问题。
“但是不能、也不该以庄周的无为论去否定郭象所讲的庄周的方法论，反过来亦然。”这种观点是对前两种观点的融合与吸收，根据对前两种观点的分析可见，它也不符合《逍遥游》的篇旨。不管从方法论，还是从无为论出发，要在庄子笔下的大鹏并非无待逍遥的形象，所以这种观点仍不可取。第四种观点是以晋人支道林（遁）清人王夫之为代表，承认鹏、晏鸟有别，但同不逍遥。《世说新语》刘孝标注引支道林“逍遥义”云：“夫逍遥者，明至人之心也。庄生建言大道，而寄指鹏、晏鸟。
鹏以营生之路旷，故失适于体外，晏鸟以在近而笑远，有矜伐于心内。至人乘天正而高兴，游无穷于放浪，物物而不物于物，则遥然不我得；玄感不为，不疾而速，则逍然靡不至，此所以为逍遥也。”王夫之在其《庄子解》中则分别以“逍”、“遥”二字说明了鹏、晏鸟的区别，他说：“逍者，向于消也，过而忘也；遥者，引而远也，不局于心知之灵也。……鹏游于大者也，遥也，而未能逍也；……晏鸟游于小者也，逍也，而未能遥也。”又说：“小者笑大，大者悲小，皆未适于逍遥者也。”支道林和王夫之关于“逍遥”的解释不尽相合，但于鹏、晏鸟关系的理解却是一致的，都认为鹏、晏鸟皆不逍遥。支氏认为“逍遥”的关键在于“物物而不物于物”，而大鹏和斥晏鸟，一则外无安适，一则内有骄矜，所以皆不逍遥。
王夫之以为“逍遥”的关键在于忘怀物我，无所依待，而鹏未能忘物，晏鸟也未能无己，所以皆未逍遥。今人张默生、谢祥皓等支持此说。张默生说：“由逍遥游的境界来论，大鹏与蜩晏鸟，同是有待的，同是不自由的。”（《庄子新释》）谢祥皓说：“鹏、晏鸟对照，庄子着意表明的是“小大之辩”，即大与小的差别，但不论是小还是大，均未能进入庄子的逍遥游之境。”（《庄子导读》）二人都肯定了鹏、晏鸟有别，但同不逍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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