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觉得“太极”为庄子首创说似难以成立。就空间的最高极限而言，“六极”一词（指三维空间的六个极限，即“六合”之极限）已足可表达。《庄子》书中另有几处说到“六极”，如《应帝王》篇的“以出六极之外”，《天运》篇的“充满天地，苞裹六极”。“太极”一词在《庄子》书中仅一见，其与“六极”相对而言，意义并不明确。俞樾在《诸子平议》中认为“先”与“高”不相应，故将此句改为“在太极之上”。若谓“六极”之上还有空间的极限，殊难理解；若谓“太极”是指空间最上的极限，则其只是“六极”之一而已。庄子首创一个意义不明的词，且只用一次，似无此必要。如果说这是针对“易有太极”而发，则符合思想发展的逻辑。

　　马王堆出土的帛书《易传》中“太极”写为“大恒”，此为《易传》的别本。帛书中的《二三子问》、《易之义》、《要》等篇，则证实了易学与孔子儒学的联系。《论语·述而》篇载“子曰：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亦云：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……读《易》韦编三绝。”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中还载有孔子传《易》的谱系，即：“孔子传《易》于[商]瞿，瞿传楚人馯臂子弘，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……”这一谱系虽然未必完全可靠，但也不能简单地否定。《庄子·天下》篇在评述儒家思想中写有：“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礼》以道行，《乐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”《天道》篇中有：孔子“往见老聃，而老聃不许，于是繙十二经以说”，“十二”或为“六”的传写之误。《天运》篇载孔子对老聃说：“丘治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经，自以为久矣”，老聃则说：“夫六经，先王之陈迹也，岂其所以迹哉”。以前学界大多否认先秦时儒家已有“六经”，但在郭店楚墓出土的儒家著作《六德》篇中已有：“观诸《诗》《书》则亦在矣，观诸《礼》《乐》则亦在矣，观诸《易》《春秋》则亦在矣。”一起出土的《语丛一》也有：“《诗》，所以会古今之恃（志）也者。[《书》，□□□□]者也。《礼》，交之行述也。《乐》，或生或教者也。《易》，所以会天道人道也。《春秋》，所以会古今之事也。”这说明至迟在战国中期，儒家已把《诗》《书》等并列为六部经典，《易》是其中之一。

　　《语丛一》说“《易》所以会天道人道也”，又云“察天道以化民气”，这说明当时儒家已经根据《易》来建构“天人之学”。《庄子·天下》篇说“《易》以道阴阳”，可证“阴阳”是儒家所发挥之易学的重要范畴。从郭店楚简看，“阴阳”在道家文献中的地位并不是很重要，简本《老子》中无“万物负阴而抱阳”，在《太一生水》中“阴阳”的位置在“太一”、“水”、“天地”和“神明”以下。那么，“阴阳”在《庄子》书中位置的提升是否为受到儒家易学思想影响的反映呢？

　　《庄子·天运》篇载有一则孔老对话的寓言：

　　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，乃南之沛见老聃。老聃曰：“子来乎？吾闻子，北方之贤者也，子亦得道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未得也。”老子曰：“子恶乎求之哉？”曰：“吾求之于度数，五年而未得也。”老子曰：“子又恶乎求之哉？”曰：“吾求之于阴阳，十有二年而未得。”老子曰：“然。使道而可献，则人莫不献之于君……仁义，先王之蘧庐也，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，觏而多责……”

　　这段对话说孔子求道于“度数”、“阴阳”，于是引来老子的一番教训，似正说明了当时儒家对“阴阳”的重视（《易传·系辞》谓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），而道家看待“阴阳”——正如其看待“通天下一气耳”一样——认为是“终不近道”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