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随物无恒难配天
庄子认为，人世原本是宇宙自然发展变化的产物，与自然界并不明显界限，禽兽与人同处，人与禽兽同游，在那个时候，人都顺从万物的自然变化，万物与人和谐相处，无所隔阂，庄子将这种状况称为天然，而把遵从天然的行为称为配天。
在庄子看来，人人都应该配天，而天子则必须由配天的人来充当，因此也将做帝王称为配天。
做帝王本身就是一种遵从天然行事的差事，可是后来却不同了，人的的智能越来越发展，越来越用自己的主观意念改造人世，结果不但扭曲了人的本性，而且造成了人与万物之间的矛盾和抵牾，由此产生了人们所说的“乱”。
“乱”本来就是人用自己的主观意念治天下的结果，而这个结果又反回来要求人们去治理，于是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，造成了“乱”上加“乱”。这个时候，所谓的君王，正好是充当着造“乱”的角色；所谓的官，也只能起到“乱”上添“乱”的作用。
有鉴于此，所以庄子张让王、逃官。
把上面讲的这一道理概括成一句话，也就是随物无恒难配天。其意是说不能恒久随从万物的自然。
这个故事主要是从为君者自己的主观方面来说的。其意是说，为君者中 消除主观，免于专断，随应外物，任物自然，才能使天下和美，万物昌盛，才能使人世安泰，民顺国这要。而如果相反，强用人意，设计施巧，将人的智能用在改造事物的自然秩序上，那就不但不能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，而且会使天下大乱。啮缺之所以不能做天子，就是因为他重用人意而废弃自然，以至于达到了要随自然也用人意来支配的程度。许由对如上的观点做了概括，那就是：天下不能用人意来治理；用人意治理天下，一害天下，二害臣下，三害治天下的君王自己。
故事还有另一层蕴意，那就是世上已难找到自然无为的君王了。之所以如此，在很大上在于人类已经进入了用智和尚智的时代。
故事中的许由、啮缺、王倪、被衣，都是传说中的高人，他们隐于民间，逍遥自在，不求为官，但求安闲。即使如此都逃脱不了使用人意、削刻自然的禀性，至于一般人那就更不用说了。
在庄子看来，世上既然已经难于找到不用人智的君王，那么顺应自然的人就只有隐于山林、修德养性了。
《徐无鬼》中讲到了这样的故事：
啮缺的山林野游，碰上了自己的学生许由。他问许由：“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呢？”
许由说：“逃避尧帝。”
啮缺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许由说：“尧帝作为天子，不说如何随应自然，却在那里筹划仁义，我真担心天下的人们会笑话他，后世会因为他的这种做法而相互残杀。百姓是不难凝聚在一起了。你向他施爱，他就亲近你；你向他施惠，他就靠拢你；你给他名誉，他就勤勉；你给他苦难，他就离散。致爱、施惠都产生于仁义，可为仁义而献身的少而以仁义谋私利的多。这样一来，仁义的行为不但都成了虚假的，而且成了那些贪婪之人的谋利工具。所以，想以一人的决断来造福于天下，也就好像是只用一刀来割天下，结果一定是利利者寡而损伤者众。尧帝只知道推崇贤人以利天下，不知道推崇贤为是残害天下。这个道理只有不推崇贤人的人才能知道呀！”
许由之所以逃避尧帝，原因在于尧帝提倡仁义。在他看来，仁义是人为的产物，是用来诱惑百姓的。因为是人为的产物，所以缺乏真诚。不但缺乏真诚，而且会成为贪人用来骗人的工具。所以说以仁主 天下就好像是用一刀切的方法管理天下。天下本来千姿百态，五彩缤纷，各有各的形象，各有各的性能，而尧帝却不管它们的自然本性，要人为地加以裁制。这就脱离了事物的本性，脱离了真诚，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许由不能再在他的手下当官了。不但不能在他的手下当官，甚至也不能在他辖下做个普通的百姓，于是逃了出来，避于远方。
《天地》篇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，不过逃避的不是尧帝，而是大禹。故事说：
“唐尧做天子的时候，伯成子高做他的诸侯。后来唐尧将王位禅让给了虞舜，虞舜又禅让给了大禹，于是伯成子高辞去了诸侯的职位，回到家里耕种田地。大禹不知道伯成子高辞职的原因，所以前去探望。
大禹见伯成子高的时候，伯成子高正在地里耕种。大禹很恭敬地站在下风问伯成子高说：“请问先生，过去尧帝做天子的时候，先生做诸侯。后来尧帝将帝位让给了舜帝，舜帝又让给了我，先生便辞去了诸侯，加种地。这是为什么？”
伯成子高回答说：“过去尧帝做天子的时候，不施奖赏而人民勤勉，不施刑罚而百姓畏惧。当今您施赏施罚，不但百姓自此而不仁，而且德性自此而衰退，刑罚自此而确立，后代的混乱也要从此开始了。先生为什么还不走呢？不要在此耽误我的事情了！”
说完之后，又低着头耕他的地，头也不抬一下。
这个故事主要是从为臣者所处的客观环境而说的。伯成子高之所以不在大禹手下做官，主要是因为大禹离开了天地万物的自然法则，以人为去治理天下。以为人治理天下，人们的自然本性就难以维持，相互残害的局面就会出现，天下就会由此大乱，百姓就会由此遭殃。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，要保持自己的纯朴本性，就不能做官。因为做官只能随波逐流，协助君王造乱。所以伯成子高采取了避而不仕的态度。
|
